嗟嗟我公，百世典刑。和而不流，直哉惟清。其闻望粹乎如玉，其节概凛乎如冰。其博洽欧阳子之学，其先见吕献可之明。其论驳蔚有三舍人之风采，其去国殆如唐质肃一叶之轻。把麾来守于丹碧，教令焕然而一新。苍生方被乎润泽，紫霞忽见乎殒星。闻者莫不咨嗟而哀痛，况某等叨陪宾从之趋承！敬致一奠，长号抚膺。呜呼！颜氏子已矣，其盛德高行常存乎陋巷；黔娄子往矣，其清风修誉独留乎布衾。此又所以廉顽立懦，为公身后不朽之名（《雪窗集》附录。）。

此文及下文原署「林赵二倅」撰，按嘉靖《建宁府志》卷五，孙梦观宝祐间知建宁府，而林震适为通判，则所谓「林倅」者，当为林震。赵倅则不详。

忠简胡公斩桧一疏，金虏求之千金，知中国有人，当时是盖殿撰陈公既死之后也。奸臣误国，寘公死地，自谓可以钳忠义之口矣。岂知人心天理有不可泯灭者，自公发之，忠简公继之，而六飞南渡以来，世享忠义之福。孟迥生于忠简公之乡，获睹忠简公真迹多矣，独以未睹公之手泽为恨。乃今筮仕公里，祗拜公像，而公之四世孙煜以公之《建炎第三奏稿》示予，愀然曰：「此公之所以死也」。呜呼！公虽死于东市，忠简公亦死于南荒，而贯日精忠，至今凛凛，死犹不死也。彼汪、黄、秦者，独不死也耶？感叹之馀，竟书其后。宝祐戊午谷雨后三日。

前后贩生口人，专一来饶管下贩卖，或遇荒歉疾疫年分，径行掠去，多是卖与求食人家。盖卖与良人家得钱少，卖与求食人得钱多，惟利是嗜，直是不曾把做人看，犹卖猪羊尔！贩生口，掠妇女，抑良为贱，三项罪名，并该徒配，无知之人故意轻犯，兼之多系福建路人。当职正欲给榜约束，忽有求食人鲍翁者入状，称是带人口过饶州，在路被人夺去。行下追究，乃是乐平人口季三娘并佛保，因父母病亡，被贩生口人掠去。至弋阳，系牙人引卖与求食人鲍翁，鲍翁因带过饶州求食，道遇季三娘、佛保亲兄，识认唤取前去。兄妹离而复聚，家乡失而复归，脱身风尘，再为良妇，此天悯之也，鲍翁乃敢诬告妄词，可谓无忌惮。最是引卖牙人方千七，及原掠去人罪最重。匣帖弋阳，追上方千七勘问，当来系何人引到，当与照条施行。其鲍翁帖乐平追来，别行重断，仍监取鲍翁妄领过钱，复还李省二等。别给榜下诸县约束，如有因四月入献香，兴贩生口，及平时贩卖者，许诸色人告捉解官，照条徒断施行。

臣猥以朴学，获侍经帷，讲说之馀，蒙垂清问，咨访世事，勤勤恳恳，略无倦容。此明主可与忠言之时也。兹闻水潦为败，绵十数州，奔告于朝，日日相继。臣虽至愚极陋，其敢隐默不言？谨条变异之因，上渎渊衷之听。臣闻阴阳之气流行天地之间，舒惨焉而为寒燠，明润焉而为雨旸，均则和，戾则沴。虽云天运有数，实与人事相符。圣人居泰则裁成辅相，以保其和；遇灾则恐惧修省，以求其应。用能导迎善气，变灾为祥。否则阴疑于阳而阳不能胜，必激而为灾为沴矣。按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书大水者八，而不明灾异之应。至班固著《汉·五行志》，乃取董仲舒、刘向之说，推究其事。或谓弑父弑君，或谓兵连祸结，或谓淫泆过度，或谓百姓愁怨，或谓丹楹刻桷，或谓政在大夫。虽事以类求，微近于凿，然天人之理，实相贯通，迪逆之机，常相影响，讵可岐为二致，泥其感应哉？臣于《春秋》，每独善宋。方宋大水，鲁使吊焉，对曰：「孤实不敬，天降之灾，又以为君忧，拜命之辱」。且一水之变，而邻国至于遣使相吊，其君至于负罪引慝如此。臧文仲曰：「宋其兴乎。禹汤罪己，其兴也勃焉。桀纣罪人，其亡也忽焉」。可谓善于论兴亡，明于论感应矣。呜呼！宋其罪己而兴者欤。至于汉唐，则有李寻、宋务光之流，亦能指陈外亲大臣、后庭近习为水灾之应，述其儆戒，深切著明。而其君不能因言致省，推求象类，以阴盛为虞，往往祸乱接迹，如传所记者，何可胜叹。然则国家兴衰，不在于灾异，而在于人君之省不省明矣。天人之际，可不惧哉？恭惟陛下膺图御历，于今二十有九年，仁心之所感格，善政之所薰陶，自宜天降嘉祥，诸福毕至。乃六月中浣，诸道大水同日并发，为变异常。得之传闻，见之申奏，今日而报严、衢、信山涧发洪，溪流暴涨，雨八昼夜不止，城内外如行江汉矣；明日而报台、婺、处之水发山源，出溪谷，而涛头高数丈矣；又明日而报邵武、延平之水输灌建宁，而城市莽为巨壑矣。大抵冒没城郭，淹浸田苗，损坏庐舍，摧陷井邑，抉荡堤防，漂流储峙，官吏溺者什之一二，百姓溺者什之六七，军士溺者什之三四。而湖南北之水，江东西之水，闻之道涂，无以异于闽、浙。一郡之水犹为灾异，今东南诸郡而水毁过半焉，此岂寻常细故，可得而玩耶？且陛下父母天地而阴阳错逆矣，主山川而摧裂涌决矣，君社稷而邑陷城圮矣，子万民而暴灾殒溺矣。咸谓陛下骇于巨故，震惕在怀，必有大悔悟、大修省，以揽塞变异也。臣夷考国朝敬天爱民，无如仁宗。在位四十二年，雨灾水灾间见叠作，帝乃诏避殿，诏减膳，诏改元，诏损尊号，诏求直言，诏宽冤狱，诏问疾苦，诏发仓廪，诏息征徭，诏蠲租赋，至诚恻怛，惕然若伤。苟有益于救灾，皆施行而无吝，可谓遇灾而惧矣。陛下所宜取法也，独柰何其不然耶？而臣深忧静察，则骎骎乎且宣和矣。宣和之水暴至京城，起居郎李纲上书，以为变异不虚发，必有感召之因；灾害非易禦，必有消去之策。纲之意盖谓实德不修，实政不讲，可谓切中当时之病。诏乃以水衡失职，波流泛滥，即非灾异，纲竟坐狂绌。讳人言，玩天变甚矣，而今日之證候实似之。虽水未及都城，然去岁水灾叠作，意谓陛下必能悔悟以销变矣，而漫不经意。今则日甚一日矣。去岁水灾尚远，意谓陛下必能警省以弭灾矣，而恬不见怪。今则日近一日矣。夫灾异之来，日甚一日，日近一日，而犹不能恐惧修省焉，则宣和都城之水，将必突然陛下之前矣。臣非好危言以恐陛下也，阴气勃戾，感召有端，岂必水哉，盖将有盗贼之忧，外患之虞，迫逼而不可虑，骇悍而不可支者。宣和自元年之既水，御笔内批之络绎犹故也，神霄宝录之崇奉自如也，花石应奉之科扰无禁也。师成、童贯之流结怨东南，召衅西北，不五六载，寇入中国，以阴召阴，理所必至也。夫阳明盛则德性用，阴浊胜则物欲行。故其不能明白洞达，以迪其德性之和，而惟晦昧黤黯，以行其物欲之私者，意之所感，则为惑昵，为蒙蔽，为柔邪，为暗僻，为朋比，为憸谗，皆阴也。气之所应，则为滞淫，为扎瘥，为祅祲，为苦盭，为昏垫，为沈晦，皆阴也。岂必水哉？宣和惟不去私欲之偏，是以激阴浊横流之害。今日又将忽阴沴之戒，则必蹈乱亡相寻之辙矣。臣不佞，敢冒死为陛下条陈之。其目有五，曰启私谒而大公至正之理未昭，溺近习而清静纯一之德未著，崇土木而恭俭简朴之化未形，庇小人而公平广大之见未显，失人心而仁厚忠恕之泽未洽。此五者，根原于一心之微，而流行于四海之大，极而至于阴浊肆行，灾害间作，败坏国家而已也。且宣和之失，在于降御笔以专恩威也。陛下天资高明，岂不知监？然牵联爱欲，纷纠事为，往往以独见之偏，挠中书政本之地。陛下之意，岂不曰恩旧之相迭操政枋，而威权几至于下移，今恩旧虽歇，而威权不可以不收。自是心一起，而独运万机之政，安然行之而无吝矣。宗亲之除授，戚属之迁擢，外亲之特命，虽邸第祈求，恩旧请托，有非圣心之得已者，而轻重厚薄，实出于陛下处分也，如废法何？天庭之奏状，台府之两造，有司之琐务，虽宫媪经营，腐夫干预，有非圣心之所乐者，而曲直是非，实出于陛下裁制也，如挠政何？他如内批之宣谕，章疏之节贴，台牒之惩戒，是皆亡国之證候。而宸翰络绎，词气峻严，轺使往来，施行急遽，陛下曾不以掣肘外庭为疑。是国家机括所在，无出于此数事，而陛下悉躬亲行之。臣恐行之不已，意轻丞相之讥，兼行将相之失复见于今日，祗以开私谒之门，启捷出之径耳。此阴浊之政有类于宣和也。宣和之失，在于溺近习而忘远虑也。陛下至公无私，岂不知监？然情与爱迁，事为私夺，往往有蹈其覆辙者矣。且宫庭屋漏之间，夫孰无谨独之学？窃意陛下所以待宫妾者，必有道矣。然声实流闻，由中及外，天下妄谓陛下微有惑溺。虽阅理至深，观变已熟，万无此失，而人言如此。至谓一令萱死，不知几令萱之复生；一飞燕来，安保百飞燕之不进？道途流传，虽未必实，而亏损圣德之大，无出于此。虽家置一喙，不可得而解矣，蜎蜎蠖濩之中，夫孰无省察检防之念？窃意陛下待阉尹者亦必有道矣，然陪侍习熟，工于揣摩，或亦微有所预，往往时以一二事取信于外，故趋者澜倒。虽圣性高明，照烛，此辈未能尽窃威福之柄，然玩而弗虑，声生势长，趋附浸多，过咎浸积，内则惧陛下之严诛，益思伺察诋排，以操公议之戈戟，此阴浊之政有类于宣和也。宣和之失，在于崇土木以备游幸也。陛下性好恭俭，岂不知监？然居养所移，未能无爱。往岁尝建龙翔矣，尝饰苑囿矣。以卑宫之主视之，不翅过矣。既又以为未足，无故创为新寺之役。虽云经费取办御前，大抵施为率从科抑，规模浸广，工役繁兴，斩丘木而先朝后妃将相之墓无所庇藏，广进助而畿辅江浙膏腴之田半归白夺。方且包撤民居，疏凿溪港，穷奢极侈，无有已时。黔黎敢怒而不敢言，闾巷敢怨而不敢指。貂珰舍此无以擅其利，内司舍此无以足其欲，遂致转展工程，悠飏岁月。如闻此役未了，又将转而他图。某所之道观方兴，某所之祠庙又起。庙堂遵奉，委曲施行，百姓闻之，心摧胆折。自古人君兴土木者，自《春秋》、《史记》历代以来，并皆书为过失，以示万世。今灾异如此，而斧斤之声不绝于耳，此皆小人图一旦之利，而致人主于有过之地。此阴浊之政有类于宣和也。宣和之失，在于用小人以仇公议也。陛下能辨忠邪，岂不知监？而心之所倚，乃拳拳于小人之党庇。贿相再用，浊乱朝廷，凡五六载，此宰相之凶也。公议方以削美谥为请，而陛下念之终不忘。老奸蹲踞，㧻害忠良，凡数四载，此台谏之凶也。公议方以镌责为请，而陛下眷之终不忘。猥琐之尹，因怙宠以召闹，所当却退也。今不却退，而反升之。贪酷之守，因贪婪而召变，所当窜斥也。今不窜斥，而反庇之。下至一黥胥之贱，既丽于刑矣，而复脱之缧绁之中；一皂隶之贱，既声其罪矣，而反芘之主萃之地。君子不幸而为小人所击，则一斥不反，不免有收其田里之讥。小人有时而为君子所排，则左遮右掩，不免有保全爱惜之意。遂使阴气盘结于两间，恶俦蕃殖于散地，或处畿辅，或逃海滨，皇惑人心，动摇国是。此阴浊之政有类于宣和也。宣和之失，在于灭天理而失人心也。陛下销患于未形，岂不知监？而谋虑之微，乃不及于深绵眇密之中，甚可惧也。天下有道，公议在朝廷；天下无道，公议在草茅。言之是耶，则迁善改过；言之非耶，则皇自敬德。皆所以触人君进德之机，养天下敢言之气也。一或仇视，则僇辱随之。去岁尝黥士矣，而其过在京兆。今岁尝僇士矣，而其责在朝廷。上乘快指挥，未免有今日陡如此之忧。下恶伤其类，尝恐有异时或手滑之虑。虽小夫狂生坐愚至此，所可惜者，朝廷举动耳。遂使京畿视效，几至于与士为敌，而其心常求以胜士。郡国闻风，甚至于与士为仇，而其极遂至于杀士。吁！士何负于国家？而意向一偏，其祸遂至于如此哉！「王以小民承天永命」，是天下之变不在宗族，不在诸侯，不在奸雄盗贼，而惟在于小民之身。有以安之，则化叛离为䜣合。无以安之，则转荣怀而为杌杌。其间不能以寸而害利霄壤，甚可畏也。国家自宝、绍以来，内郡之民未有叛心也。端平之税亩，淳祐之括田，不翅足矣。而去岁经界一事，为害尤深。祖吕惠卿手实之故智，仿李椿年砧基之陋规，诛求惨毒，租税重敷，妖孽椓民，一至此极。边远未始有离心也，清野之转徙，军需之科敷，亦云扰矣。而今岁钞骑，为害尤深。空山寨储蓄之利，尽沿淮摧残之民，渚鸿未定，离散可怜，林燕无巢，归栖何所。呜呼！民何负于国家？而衅孽一起，其祸遂至于此哉！此阴浊之政有类于宣和也。夫水，阴物也，而其所以为灾，则起于阴浊胜而阳明之理有亏，物欲行而德性之和不用。宣和之證候，则背阳明、趋阴暗者也。而今日之證候，则无异乎宣和。宣和之灾异，则以阴浊感阴沴者也。而今日之灾异，亦无异乎宣和。感召之政与宣和相合符，阴沴之灾视宣和为有过，臣愿陛下侧身修行，监宣和之所以失，而一以仁宗为法，使立政造事之际，全德性而得阳明之纯，亏物欲而无阴沴之胜，则天怒可回，天灾可弭而民命可续矣。臣又闻天圣间，京城大水，宰执方晨朝未入，俄有旨放朝。王曾亟附奏曰：「天变甚异，皆臣等燮调无状，岂可退安私室，恬然自处」？亟请入见，陈所以备禦之道。其后谢绛抗疏，亦谓陛下进用丞弼，极一时选，而政道未茂，天时未顺，岂辅佐不明耶？抑委任不笃耶？必若使之，宜推心责成，以极其效。谓之不然，则更选贤者。是灾异之来，大臣任其咎可也。今日暴水为灾，坊门贻诮，大臣固已乏寅亮之德，乖调燮之方矣。所宜跼地上章，引咎塞变，坦然自恕，则亦何词？休沐更私，罢朝夙退，外示容与，无异他时。方且启拟差除，相为抆拭，上玩至戒，以欺圣明，此则臣之所未喻也。若谓徒崇虚文，无益于事，则所谓实者，竟复如何？臣窃以为莫大于协寅恭、除壅蔽。夫和气致祥，灾气致异，而不和之象乃在大臣。一堂之内矛盾交驰，一念之间水火斗进，乏和衷之义，无协一之规，形诸四方，安有肃睦？若使好恶得其正，用舍得其真，不为苟同，犹足相济。万一各持异见，各徇私情，以喜怒为好恶，以爱憎为用舍，则必至于政令舛忤而是非乱于上，党与交盛而邪正乱于下，岂不纠纷盭戾，变怪愈滋哉？此则寅恭之义所当协也。灾异求言，具有故实，所以下通抑郁而内儆阙遗。陛下乐闻忠嘉，初无厌惮，独大臣恶人议己，畏人多言，沮不举行，舆情共郁。大臣平日自许以贤，未必多有愆尤，广为奸利，何用抑遏以至于斯？今召怨干和者，非止一端，产灾胎变者，非止一事。若非人言，则君门九重，何由自达？若非导谏，则草茅一介，谁肯尽言？今纵壅遏下情，遮蔽耳目，窃恐天变不悟，人怨不知，弗虑弗图，变起不测，骇而谋之，岂有及哉！此则壅蔽之患所当除也。使大臣能自省其非，深惩二患，协寅恭以补燮调之失，除壅蔽以消祸变之原，而又亟为救菑补败之图，行之以至诚恳恻之意，毋讳护以沮吾君为善之意，毋艰难以隔吾民欲达之情，务惠及饥累，以召和气，则所谓实者，犹庶几于万一也。臣隐忧熏心，冒进狂瞽，非敢沽激，惟陛下亮其愚忠。

臣比者蜀事孔棘，尝进苦言，谓宜用李曾伯镇蜀，而以蒲择之、吕文德佐之，则选威望重臣为荆阃以应接之。又谓宜召余晦，以释群疑。此皆顺人心而为是急着，闻陛下亟赐采领，缄达大臣，以待处分。陛下忧顾在西，一闻人言，即与大臣商之，真不翅如救头燃也。大臣自独相以来，未尝召臣谋一事。昨忽召臣至相府，议论反覆，数刻乃罢。而指意所在，大槩只以隃制为是。大臣曰：「蜀力屈矣，非通荆蜀为一，而借荆州事力以援蜀，则不可」。臣谓：「荆事力既耗于襄樊，安得更有馀力以及蜀乎」？大臣又谓：「曾伯既受节制，事急则必须进至夔门控制」。臣谓：「曾伯既是荆湖制置大使，岂有舍本职公事而越足过夔门之理？藉令欲往，万一襄樊有事，曾伯将趋襄樊乎？趋西蜀乎」？大臣又谓曾伯不过夔门，必遣吕文德代往。臣谓此处分终是隃制，不若曾伯正除宣抚，使之专心一意，经理西事。而吕文德既为曾伯所任，必与曾伯俱西也。大臣又谓曾伯节制四川，当不容辞。臣谓以制置节制制置，则受节制者自无事权。若未即召晦，则曾伯亦未肯受也。大臣又谓曾伯且未肯受节制，若正除宣抚使，岂肯受？臣谓曾伯忠义人也，使人主推诚以任之，温诏以趣之，彼非木石，岂不能感激思奋，以报上恩邪？大臣又曰韩宣以城筑未就，不欲往阆州。清叟亦有奏，令且了城筑。今且命杨大渊，则专任杨大渊，不可二三其说。大臣又谓今且令曾伯节制，却令曾伯自求一人留司重庆。曾伯必委蒲择之，择之既在剑阁，且令黄应凤主留司。臣谓此等处分太似缭绕，终不脱隃制规摹。恐如此施行，重庆根本之地，无重臣以镇压之，则事终涣散也。大臣又谓余晦当召，曾伯未受节制，未可出命。臣谓不召余晦，曾伯决不肯受命，统兵者亦且疑惑。其为妨碍，非一端而足也。大臣又谓若召余晦而出李曾伯宣抚之命，曾伯必飘然而归，是一日而失二帅也。臣谓余晦狼狈至此，失之何损？曾伯负当世重望，蜀之三军百姓愿得之以为司命，曾伯忍孤人心耶？又忍孤上意耶？臣非敢与大臣辩论也，事势至此，大臣乃一切坐断，自以为庙谟高深，非小臣所可及。臣至是亦不得不辩也，然岂得已哉。或曰大臣忧边思职，日夜尽瘁，不可谓之不以西事为念也。而子之言急切如此，岂大臣果有不忧蜀之过耶？臣谓大臣之过非不忧蜀也，其过在于任己见而不受尽言，好顺上意而每怫公议，此即是过。而又有大过者，在于自诡知兵也。且兵岂易知也哉？如韩琦、范仲淹出入边陲，尚不能周知，今足不出庙堂之上，而谓洞知军戎万里情，此隃制之说所以牢不可破也。且兵不中御，古之道也。军中闻将军之令，不闻天子之诏。今军中无钜细，悉制庙堂之上，而徒以尺书慰劳诸将，使诸将知有庙堂而不知有制阃，则知兵之说，臣所未喻也。赵充国曰：「兵难隃度。臣愿至金城，图上方略」。今西事坏烂，而使曾伯节制数千里之外，诸将下禀令于节制，上禀命于庙堂，缭绕回曲，坐失事机，则知兵之说，臣所未喻也。晋侯作三军，谋元帅，赵衰曰：「郤縠可」。乃使郤縠将中军。今不谋帅而谋节制，分左右三距而无元帅以任中军之寄，专欲倚仗于节制，则知兵之说，臣所未喻也。《师》六五：「长子帅师，弟子舆尸，凶」。今长子帅师于数千里之外，而欲使蒲择之在边，黄应凤留司，既使韩宣总统，又使杨大渊代韩宣总统，则知兵之说，臣所未喻也。大臣虽谙熟科条，弥缝将帅，固识兵家之节度，而自诡知兵，此则大臣之过也。昔程颐每与司马光说话，不曾放过；范纯仁，十件事只争得三四件事便已。程颐曰光只为能受尽言，尽人忤逆，终不怒，便是好处。今大臣能如光不怒人以忤逆乎？昔又有言范祖禹于司马光必能协济国事，光正色曰：「尔谓祖禹见光有过不言乎」？今大臣能如光乐听人之攻己过乎？程颐，光之所荐也，祖禹，光之属也，而辩论不少恕，有过必尽言。臣于二臣无能为役，然不敢不取法，以致臣区区爱助之微忠。欲望陛下丁宁宣谕，使大臣以司马光之心为心，勿遂前非，勿贰后过，尽改隃制规摹，一从公论，以救吾蜀，则尚可为也。若辨论之间是己见，屈群策，而自谓如此足以隃制四蜀，则轻用余晦，以成一年之误。若召晦不速，用曾伯又迟，其为误蜀，将有不可胜讳者矣。惟陛下亟图之。

照对本军管下汉川县及汉阳县界，昨于去年十一月以后，被敌人侵犯，无大军守禦，一时逐急措置，令总首赵观防把汉川县，及召募敢勇党仲升防把汉阳县界，以至前去德安府孝感县界见阵，各蒙朝廷推赏。止缘立功之时，本军不敢张皇报捷，恐有邀功之迹。及事定之后，适当宣抚改除交承之际，不曾保明申奏，致将所推赏格比之其他攻战去处，尚有未尽。正虑本军事力微小，向后难以使人。今来某却蒙朝廷记录，超进阶官，若不控露情实，却有贪功专利之罪，须至申闻者。

一、赵观元系汉川县总首。当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敌人侵犯汉川之时，知县蒋廷英尚且逃走，独赵观纠率忠义，拒守南河。准宣抚使司借补承节郎，差权汉川县簿尉。至十二月初一日，有番军五百馀骑前来南河北岸，张挂番榜，被赵观领忠义人赶逐，拥入新河，斩到首级。准宣抚使司换授真命，书填承节郎官告给付。所有十二月初一日以前立功并与推赏讫。缘赵观得赏之后，差人体探番军事迹，知得有应城县人龚六，教番军造船水战，被赵观节次差人说诱船户，纵火烧燬。尚有未尽船只，又差忠义管干人吴润、彭哲等前去水源故氻港把截。至二十三日夜果探得番军撑驾船大小二十九只，自故氻港下水前来，已到七里口，二十四日到杨春口。至二十五日得吴润、彭哲纠率忠义前去赶逐，淹杀番贼二百馀人落水，夺得番船五只，斫二首级，捉得水手一名。其日风雪大作，番军水陆并进，却别有番军三千馀人前来南河索战。其时有大军统领冯政在南河守禦，令赵观作先锋，同共出战，夺到番船二只，淹杀番贼二百馀人落水。又乘势上南河北岸，与众贼血战至夜。番贼退走，将战死番军用马驮载前去焚毁。其赵观于左臂上中箭。至二十七日又有番军一千馀骑，又添二十馀队，在南河摆布索战。却于西寺澥摇驾船三十馀只，番军一千馀人，欲渡南河。被赵观与冯政大军迎敌，射杀番贼五十馀人，夺到红头坐船一只及弓箭遮箭牌等。其贼虽即退走，仍旧在西寺澥稍泊。至二十九日夜，又被赵观差忠义同官兵等，二更以后，用小船前去，焚毁番船二只，惊动番贼发喊，其赵观亦擂鼓发喊，直至天晓。至三十日再差募敢勇人潜入贼番泊船处发喊，使番船不能安迹。至今年正月初一日，又令忠义等人于西寺澥焚毁番贼大船，其贼败散。至初二日，其番贼尚来巡绰，又与赵观所部忠义人相对射，方得走散。其赵观收拾番贼馀船，尚有一十七只，收拾得番贼遗下旂帜弓箭板牌等物及番贼所焚毁首级九颗，马头八颗，解赴军前，具申宣抚司及本军照会。其馀杀获甚多，缘是节次水战，赶杀下水，不得首级，本军为宣抚司在近，不敢径申朝省。却缘赵观连战之时，系在前政宣抚薛端明、陈待制任内。及初二日成功之后，初四五间节次申到，却缘初五日正是宣抚改差，不曾具功状详悉申闻朝省。致得赵观十二月下旬以后战功，及吴润、彭哲等劳绩，并不曾推赏。今来本军管下守禦官兵，虽是去年新补官之人，例得转一官资，比之赵观战功，事体不同。本军方与具申宣抚司保明，又缘改除不定，窃虑防秋又近，无以激劝。准宣抚司先喝到队下长行人给得一资公据，其赵观、吴润、彭哲三名，却未推赏。欲望朝廷特赐敷奏，将赵观优与推赏。其吴润、彭哲等元系借补官资之人，亦乞量与官资。若朝廷以某人微言轻，未足取信，即乞行下宣抚司取会，便见不妄。但得早赐施行，免使忠义沮气。

一、党仲升，元是本军召募敢勇，因收本军草贼有功，准宣抚司节次借补保义郎，差往汉阳县沦河把守，就令前去德安府孝感县管下土地河见阵，赶逐出界。其党仲升战胜之后，却中流矢坠马身死。后来宣抚司备奉朝旨，取会党仲升等立功及阵亡将士姓名，本军曾具申宣抚司，已蒙备申朝省，将党仲升赠修武郎，与一资恩泽讫。今年本军参照得去年十一月北骑围闭德安府，侵犯汉川之初，未经土地河见阵之时，一时诸军不问大军忠义，无不望风溃散，未曾与敌人大战。自十二月十一日党仲升于土地河劫寨，杀死番贼一千馀人，驴马不计数目，又夺得番马弓箭衣甲，烧毁贼寨。虽党仲升已是阵亡，其番贼尚自奔走出界，后来官军忠义军方敢前去劫寨。其后第功行赏，凡党仲升手下用命之人，皆补真命。党仲升虽是借补官资，却是宣抚司正将，与其他入队长行不同。今蒙朝廷特恩，超赠至修武郎，已是越众。惟是一资恩泽，比之唐、邓州队下阵亡恩例，尚自不及。缘唐、邓州队下将士阵亡恩例，或与两资恩泽外，更与一名守关进义副尉，或与一子父职名外，更与一名进勇副尉。至以下长行赠承节郎，方与一子进勇副尉。今土地河见阵，别无将帅，其党仲升即是一时主将，与队下将士事体不同。已蒙朝廷特赠修武郎讫，至于身后恩泽，尚似未称。伏念党仲升陈亡之时，年方二十七岁，母老妻弱，失所依赖，止有一子，年方三岁。又有二女，年未十岁，却有二弟方及二十馀岁，习于弓马，有志事功。今所得一资恩泽，闻其家议定，候其子长成日承受，待其成立，尚在二十年间。使其母老死，不沾寸禄，其妻守志，岁月尚远，阵亡之家立见败落，无以激劝。欲望朝廷更赐详酌，念党仲升是土地河主将，特与优异推恩。更乞检举宣抚权司元备坐本军所申，照应施行。

右谨具申三省枢密院，伏候指挥。

臣窃惟今日事势可忧者非一端，而外證已见者莫急于淮甸。若外證已见而犹欲以安乐法治之，人知其非计也。臣来自山林，不知朝廷事体，不敢问淮甸军籍。但闻道路之言，以为应办于忠义军者常多，而馈餫于正军者常少。今又主将受辱，亲兵战败，营寨丧于郁攸，财帛荡于席卷，积年军器为之一尽。方且多求赏帖，动以万数，虚张冗食，有增无减，虽欲处之以安静，示之以不疑，而国用空虚，彼所亲见，其徒实繁，慢心易生，不可不亟图之也。建立宣阃，犹虑张皇，增兵维扬，易生衅隙。若置之不问，又非所以为国。然则江内之事，疑虑所不及处，不可不密为之计也。金陵陪都，从古为大，朝会中兴，阴制境外，率在于此，必须选用实才，求其少壮气锐可以久任者为之守，博采后进，求其忠实可以倚仗者为之属。使之行其所学，条具本末，移前时馈遗之礼，广宾客以召豪俊；察军前朘削之弊，招效用以来勇锐。深思远虑，以定其谋，超石拔距，以作其气。多者得十万人，少亦不下七八万人，有增兵之实，而无增兵之迹，有讨贼之备，而无讨贼之名。一则可以壮内地，二则可以制外侮，三数年后，耸动群听，然后覈忠义逃亡之数，罢日后招补之额。元气既盛，邪气自衰，意向所在，可以有为矣。江内之正军稍足凭藉，则江外之正军渐可消弭，减戍归营，以宽擘券，聚兵水次，以便馈餫，国势民力，庶几其少苏也。或曰朝廷养兵极矣，帑廪之不继亦甚矣，无故而创起一军，少者亦七八万人，多则必十万人，揆今日事力，何可继也？臣请应之曰：不然，自更化以来，谓一卒不可复招者今几年矣？然而吝之于其小，而不能吝之于其大；吝之于可以已，而不能吝之于不得已。今不思所以制之，恐后之不得已者，不止此也。与之乃所以取之，扬之乃所以抑之。招及万人，则减于外者亦必万人；以至招及十万，则减于外者亦必十万。此特正军耳，而忠义军之逃亡事故者，犹未与也。而或者又曰：如此则何异于正军，奚必增于此而减于彼也？臣又请应之曰：书生之管军与武将之管军为不同也。昔时之用武将，以其善战而不畏死，固书生之所不及；今时之所谓武将，往往畏死而不善战，未有优于书生者。识字浅则吏奸深，势援寡则科率重，所以荆鄂之大军，不得如长沙之飞虎，襄阳之副司，不得如江陵之神劲。而又招刺之始，其勇易贾；消沮之后，其气易索，势使然也。然而行此者必有道焉，一曰圣德刚健于上，不始勤而中辍；二曰朝论坚忍于上，不喜暂而厌久；三曰励士大夫羔羊之行，以警诸将；四曰责官吏慈祥之政，以正内治；五曰进忠直而退柔佞，使利害易见；六曰广访问而察迩言，使浸润不行。凡所施为，与治同道，如此则天人助顺，夷夏属心，阃外之事，与政通矣。方叔劳于外而张仲居中，羊祜谋于边而张华助力，此必至之效也。若乃君相焦劳于朝，而外无爪牙之士以宣其力，牧伯奔走于外，而朝无正大之治以玉其成，皆不谓之称。臣投老之年，衰疾已甚，无筋力可以报国，无学问可以济时，感陛下推仁爱微小之意，愿有补于万分，不敢缄默，惟陛下财幸。

臣伏读圣训，至再至三，仰见陛下寅畏以奉天，艰难以济业，不矜伐聪明，不鄙薄愚贱，博采旁求，思有益于治道而后已。臣待罪言语侍从之列，职思其忧，圣意之所未及，犹当有以补报万一。矧恻怛求之，可无一言以自效耶？臣窃观陛下嗣服之初，未尝有失德于天下。而天下之共治者常有凛然不安之忧，天下之论治者常有歉然不足之叹，不可谓之小故也。岂新政所当行者有未尽耶？抑事变之方来者有难测耶？将异议者好为纷纷而不足恤耶？抑将疑其说之不合而思求以胜之耶？明良精一之地，兢业万几，主德必欲其宣，恩泽必欲其流，乃方与贤士大夫争辨于是非之际，疑似于从违之末，则致治之效无时而可望矣。都俞之堂，何嫌于吁咈；好谋之主，何难乎销印？施行容有未尽，事变容有难测，异议者正所当恤，而其说之不合者不足胜也。臣不暇广譬曲引，以明前事之失；亦不敢偷容取悦，以媚世俗之好。窃以为重裘可以禦寒，自修可以止谤。若国势之所以未定，与人情之所以未孚，陛下诸臣皆足以应诏言之矣，不复条列，以紊天听。请即其易行者而径言之，庶几其有补也。陛下谨定省以事长乐，开王社以笃天伦，孝友之行，宜足以取信于天下矣。然而兄弟至亲，犹误于狂妄小人之手；道路异说，犹袭于尺布不缝之谣。事关国体，人皆以为难处矣，臣犹以为易也。守法者人臣之职也，施恩者人主之柄也。汉淮南厉王欲危社稷，大臣张苍、冯敬等论如法，文帝既赦其罪，废而勿王，不幸而死，即封其三子于故地，以示私恩。此往事之明验，本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也。今若徇文帝缘情之义，法太宗继绝之意，明示好恶，无隙可指，虽不止谤而谤乃息矣。陛下招山东以复境土，抚忠义以幸遗民，混一之机，宜闿端于此矣。然而跋扈之将肆凶残于制阃，授钺之人持依违于两端，去留不常，包藏未发。事关国势，人以为难处矣，臣犹以为易也。戍虎牢之城，郑不得与晋争；杜大行之险，楚不足以支汉。用兵之道，可以形格而势禁，不可以直致也。江内者两淮之腹心，正军者忠义之主宰。有三万之正军，然后可以制一万之降卒；有十万之正军，然后可以制三万之忠义。今盱眙孤单，江西阔远，三衙涣散，见谓脆懦。若能徙江外之阙额，立江内之重屯，人众而聚则有才可选，军归其营则无券可擘，可以省廪稍，可以减般运，使超石拔距之勇出其中，而牛酒日至之声闻于外，然后经理淮壖，振立威柄，则犯上者翻为孝悌，而狂狡者莫不率服矣。陛下位置虎臣，布列阃外，峻陟骤用，不拘常制，宜有以得其人矣。然而每一选用，物论汹汹，幸而无事则举朝相贺，不幸而败事则举朝归怨。事关国论，人以为难处矣，臣犹以为易也。寇准之在北门，则白沟不警矣；张浚之在江左，则淮淝不震矣。今大而帅守，小而一州，选用已定，臣未敢轻议。金陵虚席，公论之所属目。合公论则朝廷奠枕，拂公论则海内寒心。筋力不逮者，既不可以胜任；望位未至者，又不可以尝试。或已试而军民不服，或未试而公论不与，岂惟臣独忧之，凡心乎国事者皆不免于过计矣。臣以为人才不可以全求，公论不可以力胜。与其用轻虚浅迫之人，不若用迟钝木讷之士；与其用掊克聚敛之才，不若用宽裕温柔之德。其仁声足以安百姓，其器宇足以压人望，气类相感则寮属可以任事，清介相勉则道义可以相规。用人如此，则戆直者可以寝淮南之谋，而俭约者可以罢子仪之乐矣。陛下正旦视朝，以求贤为急，访落亲擢，以静退为首，拔茅连茹，以其汇征，宜必以序而进矣。而诏旨所颁或指为具文，选召所及或虑其不广。事关国干，人以为难处矣，臣犹以为易也。求贤者人主之心也，用贤者人主之实也。仁宗之用执政，或给札于天章，而使之尽言；真宗之待两制，或赐对于夜分，而与之议事。故中外无不尽之情，而田里无不安之俗。今已至者列于朝而未能行其言，未至者迟于外而未能必其进。有言而未用，则或者疑其沮于讦；当言而未发，则或者疑其局于懦。日月逾迈，功效蔑然，循习如此，其视前日未求贤之时何异？今若考其言而信其所学，用其长而弃其所短，则能言者无面从，有怀者无腹诽矣。陛下求言之心已形于御笔，而播告之旨复发于手诏。勤勤恳恳，惟恐不逮，宜有以获其利矣。然而外议致疑，莫能解释。以为明言文武，似或止于衣冠；而泛言小大，恐不及于韦布。事关国脉，人以为难处矣，臣犹以为易也。赦令之已行者，犹必曰该说恐有未尽；诏旨之已误者，犹必曰前降更不施行。况已谓小大之臣，则凡率土之滨者皆得以尽言矣。引而伸之，特在于一命令之间耳。孝宗皇帝即位于六月之丙子，而求言降诏已见于是月之甲申。至八月壬午，而进士上书者已补官矣。九月癸丑，而布衣献言者已诏赴都堂矣。今若明降指挥，发扬诏旨之意，精选近臣，考定可采之策，举而行之，不间于朴直，旌而赏之，首及于疏贱，在上者罔有逸言，而在下者民用丕变矣。凡数者，举天下皆疑其难，而臣独以易言之。臣非轻此数者而忽之也，惧陛下疑言者之过，而以为不可行也；惧言者测陛下之意，而以为必不行也。果其不戾于圣贤，不拂于典故，可以宽圣虑，可以系人心，若何其不于简易求之，而使上下之情捍格而至于此也？然臣犹有献焉。立天下之事者贵乎断，处天下之事者贵乎谦，虑天下之事者贵乎详，行天下之事者贵乎速。肇十有二州，舜之功也，汝平水土，乃归之于禹。薄伐猃狁，吉甫之功也，侯谁在矣，乃归之张仲。谓天下可以一人治也，不可以一人智力专也。丘山积卑而为高，江河合水而为大。君不自有而归之于其臣，臣不自有而归之于同列。所谓谋及乃心者，必谋及于卿士；谋及卿士者，必谋及于庶人。然后人心悦服，怨讟不生。今天下之事，虽出于独断，而众多之论，岂无偶合程度者？若因某人之说而建某利，用某人之策而除某害，造命于上者不失于断，而推功于下者益示其谦，此则舜禹之用心也。故曰立天下之事者贵乎断，而处天下之事者贵乎谦。武王克商，未及下车，而封黄帝之后于蓟。孔子为政，甫及七日，而肆少正卯于市。谓盛德不可不速祀，而奸宄不可不速去也。临渊而羡鱼者，不若结网之为便；冠胄而枕辔者，不若弯弓之为健。赏罚之所当行，命令之所当出，闻一善则若决江河，去一恶则迅如震电，使责望于上者无所愤怨，而玩狎于下者不至茍免，此则武王、孔子之用心也。故曰处天下之事者贵乎详，而行天下之事者贵乎速。今天下之大害者莫急于赃吏，群臣既已言之，而陛下既已闻之矣。窃意陛下将以行其言也，而出令未暇也。天下之大害者又莫急于苞苴，群臣亦已言之，而陛下亦已闻之矣。窃意陛下亦将以行其言也，而出令未暇也。议者不深察朝廷之意，即谓厌薄其说而不用，臣知其不然也。陛下无意于求贤，则不发求贤之诏矣；无意于求言，则不发求言之诏矣。赃吏之不可使治民，苞苴之不可以立国，夫人而能言之，其在圣明岂不知此！何忍迂缓隐忍以至今日哉？行台谏之所已言，用转对之所通论，求赃吏之昭灼者而深治之，虽有功勿贷，察苞苴之肆行者而远斥之，虽亲贤勿释，立此之断，处此之谦，虑此之详，行此之决，则臣犹以为易也。触类而长，举天下无不可为之事矣。然则天下之事终于易而已耶？禹曰：「后克艰厥后，臣克艰厥臣」。孔子曰：「为君难，为臣不易」。圣人之言有异于臣之说者，何也？盖难于保治者君臣之心，而易于行事者君臣之政也。有心于虑治，则于理为难；有政以为治，则于事为易。上天有靡常之命，祖宗立不拔之基，以朽索而驭马，以弱水而载舟，若何而谓之易？从谏则能如流，改过则能不吝，赏善罚恶惟恐其不及，举直错枉惟恐其不速，若何而谓之难？臣之所谓易者，特在于舍己以从人耳。虑治之所以难，群臣既已言之；为治之所以易，臣遂得以进其说。虽二事也，其实一理也。古者天子即位，三卿进策，始之以除患，则为福；次之以先患虑患，谓之豫；终之以祸与福邻，莫知其门。豫哉豫哉，万民望之，以为祸者福之所倚，福者祸之所伏，言福而不言祸，非所以爱其君而忧其国也。陛下勿谓天灾之未见而以为安也，勿谓外难之未作而以为治也。天灾未见，楚庄王以为忧；外难未作，晋范燮以为虑。董仲舒所谓出灾害以谴告，出怪异以警惧者，推广此意也。贾谊所谓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，卒然边境有急者，端本此说也。臣壮时粗有志时事，今年六十有九，多病少安，去死无几。心志既已不强，议论又复浅陋。自量筋力无益斯世，感陛下求言之意，而群臣又已建责难之意，敢复求其所以易者以献。望陛下行之而已，非敢反常说而背古道也。惟陛下与大臣图之，臣不胜惓惓。

武王伐殷，得二丈夫（《文选》注、《御览》作大夫，）而问之曰：「殷国之将亡，亦有妖乎」？其一人对曰：「有。殷国尝雨血雨灰雨石，小者如椎，大者如箕。常六月雨雪，深尺馀」。武王曰：「大哉妖也」！其一人对曰：「是非殷国之大妖也。殷国之大妖三十七章，雨血雨灰雨石，盛夏雨雪，臣不为妖灾」。武王踧然而问三十七章之妖，对曰：「殷君喜射人，喜以人喂虎，喜割人心，喜杀孕妇，喜杀人之父，寡人之妇，孤人之子，喜夺，喜诬，喜刑祸，喜以信者为欺，欺者为忠，以忠为不忠，忠谏者死，阿谀者赏，以君子为下，小人为上，以便佞为相，以女子为政，急令暴取，万民愁苦；喜田猎毕弋走狗，出入不时，不避大风甚雨，不避寒暑；喜治宫室，修台池，日夜无已。宫七十有三所，大宫百里，宫中有九市，陈玉杯象箸，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，必将熊蹯豹胎；喜为酒池肉林糟丘，酒池可回船，而牛饮者三千人饮之，以金鼓坐起，无长幼之序，贵贱之礼；喜听谗用誉，无功者赏，无德者富，所爱专制而擅令，无礼义，无忠信，无圣人，无贤士，无法度，无斗斛，无尺丈，无锱铢，无秤衡，有罪放，无罪诛，此殷国之大妖也。其馀不可胜数，臣言不能尽（《群书治要》三十一，《艺文类聚》九，又七十一，《北堂书钞》二十，又二十一，《文选。七发》注，《七命》注，《初学记》二十四，《御览》二十一，又五十一，又八十三，又一百七十三，又七百六十八，又八百七十四。）」。

某尝谓策边事于丙寅之岁，则言难而行易；策边事于丁卯之夏，则言易而行难。言与行相本末也，难与易曷相反哉？治天下之病，莫急于未病而先知，莫缓于已病而乍止。譬如痁疟之方作，而五脏六腑先见其害，心怔忪而易动，情恍忽而不一。一食之顷，呕逆并至；一息之间，惊魇频作。诊其脉则乍显乍伏，察其状则或惨或舒。不特扁鹊、仓公知其欲病，稍识疾痛，固已知其病之必至矣。当是时而献以方书，投以药剂，将苦口瞑眩有所不计，惟恐其闻之晚也。及其增寒之后，继以壮热；汗浃之后，继以安卧。烦躁不干于其心，劳勚不关于其体。幸平旦之未作，而取快于人定鸡鸣之时，虽有扁鹊、仓公，不足以施其技矣。二年之边事，正大类此。去春初󲃧宣威，举天下知其事之可畏。讲和以来，六、七十年间，辛巳以后，亦骎骎乎五十岁矣，士大夫不见兵革，边将帅不识兵事，敌中之虚实难辨，而中原之向背难测。及夫唐、邓一战，兵败将死，启敌人之骄心，挫我军之锐气，圣人避殿减膳，坐薪忍耻，庙堂唶舌自咎，吐哺下贤，于是招军之奏易上，而辟客之书易报。某人言某甲可将，即与之兵；某人言某士有才，即秩其禄。器械之少者得以科拨，钱物之少者得以给降。或言某关可守，不以为欺；或言某郡可屯，不以为误。发诸道寄招之军，复起禁军；发广东海道水军，复起忠义军。上而宣司、招司之所施行，次而安抚、制置、节制之所禀请，下至于一郡一将，有所献议，莫不报以庚牌，传以黑匣，则言难而行易，策边事于丙寅之岁，无足疑者。此则痁疟之欲作，而知其病之必至矣。辗转而思，反覆而虑，昼不安于其坐，夜不安于其席。既而敌人果来，不逃所料。自冬徂春，诸药并试，寒热既退，推究病根，则解围之后，宜边事之当策也。始虑敌人伐我之交，必以关外为衅。今事已别白，知其手足之已露矣，始虑敌人捣我之虚，必以襄、汉为急。今事已显焕，知其技之止此矣。敌无角弩神臂弓之制，始虑其得我长技也。今已用之于德安，知非所便矣。敌无楼船战舰之利，始虑其得我水工也。今应城、云梦之人，教之尽术，知非所长矣。使在我者稍有素备，则此等勉强皆有时而自困，利害所关，未必在此。今日之患，莫大于不素备，而幸敌之不至。不素备而幸敌之不至，设有狗盗鼠窃，犹将畏之，而况于莫大之强敌，深于隙而稔于怨哉？古人以城卫兵，以兵援城，远近内外皆有次第。急而筑城，重外乃固；急而戍兵，重内乃安。二者相须，不可阙一。襄汉者，吴蜀之要领，环数千里之地而守之者也。列城不数十，不足以相保；戍兵不二十万，不足以迎敌。今所谓城，特襄阳、德安与郢州耳。今所谓兵，特传闻襄阳有二三万耳。去年我失樊城，我失神马坡，敌得以围襄阳；我失枣阳，我失信阳，敌得以围德安；我守襄阳，敌虽破荆门，终不敢攻江陵；我守德安，敌虽破复州，终不敢窥鄂渚，此则有城之已验者也。今不筑枣阳，不足以守随州，守随州而德安安矣。不筑信阳，不足以守德安，守德安而黄州安矣。不筑神马坡、樊城，不足以守襄阳，守襄阳而光化安矣。纵未能列城数十，独不能于此四者而急先之乎？去年敌围德安一百一十馀日，而救兵不至，德安之不亡幸也，非计也。敌围襄阳一百馀日而救兵不至，襄阳之不亡幸也，非胜也。此则无兵之已验者也。今江陵无二万，不足以守襄阳；德安无二万，不足以守随州，守信阳；鄂渚无三万，不足以援江陵，援德安。纵未能戍兵二十万，独不能于此三者而急先之乎？敌围两大城，旷日不去，谓两城之不足相倚也。围一郢州辄数日自解，恐三城之相近也，宜筑城之不当疏也。我败于唐、邓，敌不敢来；我分兵戍守，敌如破竹，宜戍兵之不当散也。今郢州城外尽为丘墟，孤城屹立，不得如前日之壮。襄阳、德安，士民多为敌用。山川蹊径，不复如前日之险，彼己之事，可无遗策于丁卯之夏矣。然而恐其难行者，则以近事之可卜也。古者和戎，不一而足，非可以一律也。强弱本不相侔，晋魏绛之纳无终子是也；两强不能相下，汉娄敬之议冒顿是也；彼乱而欲吾庇之，汉元帝之朝呼韩邪是也；彼弱而恐吾袭之，唐太宗之盟颉利是也。其至也有因，其成也有渐，然而未有如金人之黠者。昔阿古达与乌奇迈尝请盟矣，燕云之议方定，而郭药师之叛已纳；三镇之割方约，而斡喇布之师又至。其后绍兴之时，盖尝复请盟矣。今年归我河南，至明年而复夺之；明年伐我淮西，又明年乃成和议。蠢尔敌人，玩我于股掌之间，果其师老而欲休，财匮而欲困，亦必虚词以动我，厚赂以要我，垂成而故为不成，欲已而若不可已，安能保于一两月之间，而必于防秋之不设备哉？今两道事权倚重宣威，六路转饷倚重王人。正官权官施设不一，江陵鄂渚位置无常。擢用而来，密若加膝；挥斥而去，峻若坠渊。交承之际，无所统属。诸郡关报，无所赴愬。近者旌纛未来，争麦有警，边郡闭城，流离载道，徼幸无事，又复安堵。设有不测，谁执其咎？则庙堂处分，不得如去年之锐矣。去年旧兵所馀无几，收拾疮痍十无一二，江西湖南禁军粗张声势，忽复散遣，谁与为守？广东水军足以为江面之重，在道数月乃始得至，似闻以拆洗为名，亦复遣归，弥望千里，戍兵不设，则襄汉之间，又不得如去年之备矣。边事未起，丰稔连岁，朝旨之所特降，诸台之所宣力，和籴米料，为数浩瀚。其后唐州城下，与神马坡、樊城之间，焚烧陷没，不可胜计。既而两郡被围，游骑剽掠，富家大室，储蓄略尽，米斗千钱，公私俱困。未闻增一纲运，捐一仓廪，则边城储峙，又不得如去年之实矣。去年宣威初来，钱数钜万，助以苏氏之金，其数不少。既而军额有限，无大调发。解围之后，未大支犒。得于传闻，尚不足用。万一朝廷未知仰给取办，则钱楮金帛又不得如去年之数矣。丘、薛、辛、杨，夙有时望。门下行辈人物，纵或未能立见成效，其爱惜士类，犹足以鼓动流俗。今镌降斥逐，惟恐不力。设有缓急，难可骤至。晚生后进，未易比拟。则应用人物，又与去年不相似。今岁之事，其急如此，而人情事意，殊觉迂缓。士大夫不信书传，不究本末，方且贻书往还，问和议济否。苟目前之幸安，而不思奸诈之必至。正如痁疟得汗，少宽半日，而酒炙劳问，佐以歌舞，元气销铄，曾不介意。此则么么之所深忧，恐其言之易而行之难也。夫未病治病谓之良医，先患虑患谓之君子。天未雨而彻桑土，日短至而薄滋味，辨之早而谋之审，其于起死也必矣。宗周之蠢蠢本不及嫠，而嫠则忧之，恐其及己。襄汉之岌岌，则古沔当其要害，其为及己，非泛然云云者。故未见颜色，不暇有所择而言，欲加之罪，亦其分也。仰乞台照。

窃见敌寇侵边，诸城被围，平地百姓坐受剽掠，中外汹汹，恐有窥江之谋。愚窃以为不足忧也。困兽强斗，本无远略，乘蒙古退师之后，肆冲突以示馀勇，驱河南之民以为签军，无复有尼玛哈、乌珠人物。水潦既降，马无长技；暖气将效，弓无劲力。不有败衄，必有内难，谓之不足忧，信而有徵。然而治内者当有规模，事外者当审施设。古人于此二事，载在方册，与治同道，治如反掌。与乱同事，乱亦如之。不观天下大势，而独幸敌人之退师，忽有强敌起于旁，锄梃弄于中，左支右吾，力不暇给，本朝之敌，不止于金人而已也。自古君臣同德，辅佐同谋，圜坐者有成说，奔走者有定向，然后事无不成，为无不就。自开禧用兵以来，迷失此意，疆埸之事不得尽至榻前，阃外之人不得尽闻庙议。上以笼络之术行其私，下以苟简之意逃其责。甚至兵无主将而散，郡守兵已出界而方建武宣威，造命之本误矣。自古中书之务贵在清简，操略所以御详，居静所以制动。元首丛脞，万事皆隳。自开禧用兵以来，调发一项人马至催劄十数，驱磨一件递角至里牌三五，命令不坚决而持守易变，赏罚不信必而奉行无准。甚至庚牌太多，未免失坠；调发太遽，多至叛亡。而造命之本紊矣。自古用兵之法，必须阃外先有事权，故将在军，君命有所不受。非欲其跋扈也，威不重则不足以服人，权不一则不足以出令。又须有财物可以动众，有官爵可以赏功。圣贤审度事情，立说如此，必有所见。开禧虽立宣阃，实无事权。名为招抚者或得以抗衡，名为节制者或得以侵官，微而偏裨皆得以直达，小而州县皆得以僭言。用揣摩之小数而欲求度外之功，拘閒假之常文而欲制难料之变。至于军前支犒皆仰给于总所，临阵喝转皆见沮于有司。用事者欣然有得，谓足以关防控驭，不知俊杰之士岂肯受制？事掣其肘，时失其机。或观望以谋夺其位，或倾险以阴沮其谋，而有志者不肯任事矣。自古用兵之时，必须州县先有事力。故祖宗之财，其根本在州县，非纵其自营也。有外寇者当防内难，有军事者当固民心。调发者必有激赏，经过者必有券食。事势当然，无可疑者。开禧以前，州县储蓄素厚，尚可支吾。及至国用司一立，专以刬刷为能，有一孔之利者无不攫取，有累政之积者无不起解。民间受害，尤难缕数。聚兵不得其所而徒费调运，楮券不清其源而徒困秤提，盐筴之所以屡变，舟车之所以不通。用事者但见所入稍多，谓足以补助经费。不知州县之间所至窘束，田野之民无不贫悴，有危邦之陋风，无太平之盛观。给度牒则扰及僧道，给盐钞则扰及商贾，而有志者不能措手矣。自古寡不可以敌众，弱不可以敌强，兵以众而为强，以寡而为弱。非谓带甲之夫皆欲其出战，风寒之地必欲其尽护也。城郭之兵恃险以为固，其兵宜寡；平地之兵恃人以为险，其兵宜众。是故善用兵者立重屯于腹心，分轻兵于边徼，明斥堠以守关隘，倚民力以护乡井。卒有缓急则必审轻重以为策应，卒有挠败则必守家计以俟后举。小捷不足以为喜，小挫不足以为辱。开禧尝试用兵，不习武事。置御前诸军于边徼，不图进取；纵北骑驱驰于腹心，不思决胜。守关隘无虑数百处，不问缓急；遣戍役不满数百卒，所至溃散。方且调禁卒于诸郡，取弓手于诸邑，论其人则未免乌合，作于外则徒见张皇。及至光濠受围则两淮束手，襄安城守则荆湖痛心。置赤子于度外，遑恤蹂践；称斫寨为隽功，止同剽掠。每见捷报，令人愧恧。设伏者不过百人，斩首者不过三级，生擒一名便称万户，驮子一头便称番马。解围之音日闻而北骑不退，报捷之旗日上而境土不辟。所幸敌无谋耳，万一稍识兵机，阴行诡道，或多方以相误，或声东以击西，指偏师以缀诸城，率骁锐以迫江浒，而吾国奔命矣。自古教民而后用之，不教者谓之殃民。所谓教之者非特行阵进止之法也，怯者常有以激其勇，勇者常有以养其气。明爵赏之可慕而息其剽掠之风，察衣食之不阙而销其饥寒之虑。然后正阶级以定其分，示好恶以观其智。将必使之知兵，兵必使之爱将，以此众战始可集事。开禧冒昧用兵，不知兵法。取泗州，上表未已，旋复陷没。取和尚原，奏功未报，旋复失利。宿州未得，已有灵壁之败；唐州未至，已有三交河之衄。兵不素教，将不素练。无塞井夷灶之法，而递相蹂践；无曳柴伪遁之谋，而甘受锋镝。一矢不得以相加，匹马不得以还辔，而吾国大震矣。自古用兵当明本意，必有以服人心，乃可以合天理。有安民和众之志，而后有箪食壶浆之迎；有禁暴除乱之谋，而后有东征西怨之事。痛惟国家南渡九十馀年，陷中原于域外之地。往时河南北之民闻本朝有恢复之意，莫不延颈企踵，以为礼义之国可以衽席我也。自开禧用兵之时，本意不立，使忠义之人结怨于对境，已不足厌服其心。及交锋之际，诸将素无纪律，纵杀戮以诧威武，肆剽掠以代赏犒。滥及降附，谬称巷战；诛及宝化，名曰搜山。两河之心，视官军有若寇盗。十年以后，怨官军犹入骨髓。致使签军之策得行，而归顺之意不决。垂亡之境，犹足以动万里之众，而规恢之本意误矣。自古举军国大事，必须先塞倖门，大开公道。忠谠者未必皆合理，不失为正论；谄谀者未必无寸长，不失为奸计。在乎上之人勤于政而敏于事，旌其淑而别其慝，则忠谠者日得进见，而谄谀者自然退听矣。当开禧用兵之初，已知有债帅之弊。用事者闻其名而恶之，痛自洗濯，或拔之于卒伍之中，或起之于闲废之地，举朝相贺，便谓得人。不知倖门未塞，公论未伸，善结托者虽无功而安，不善结托者虽有功而惧。无债帅之名而实有债帅之费，故诈冒奏功者往往得志，真实用命者纷纷得罪，而诸将之志怠矣。自古知彼知己，百战百胜。间探之所以明，非特重赏以使之也，参之以圣智，行之以仁义。自我而往者必思有以考其实，自彼而来者必思有以察其情。推赤心以用其豪杰，厚衣食以养其行辈。又时纵一二以疑之，使彼之情伪所在，有不得而掩者。开禧以前聘使交修，衅隙未见，敌人情伪或不可以测知。开禧以后通行无壅，或当阵被擒者乃大将之子，或受命出战者乃中原之人。敌已失其巢穴，不能守其命令。间探之不明，厥咎谁执？彼吝于用财者，固不得以逃其责，而反间之不得行，必有以分其责者也。捕奸细于疑似之间，处奸细于必死之地，一经削发则首领不可保，一经刺舌则冤苦不得伸。彼方且以计而误之，此复中其计而杀之。使失身敌境者无还期，俛首奴婢者不南向，而间探不明矣。自古招降纳叛皆足以破贼，因其人而用之，其效最速。然非如中国之人可以专用也，正兵一万可以用三千，正兵一千可以用三百。立正军以为家计，用降叛以为先锋。虽山东河北忠义之人久隔圣化，亦必处置得宜，表里相参，然后侮慢之心不作，节制之令得行。开禧用兵之时，仅得一纳合道僧，不能使之招诱族类，肆行反间。已往之失，不复再议。近岁招纳忠义，尤更疏略。始欲借其威力收复州县，久乃引入内地付以边陲。及至衅隙已成，兵已血刃，外虽有委任之名，内实有骑虎之势。幸而成事，犹恐其桀骜；不幸而不成，犹恐其怨望。彼诚豪杰忠义，固不如此，而中外之人，上自士大夫，下至闾阎百姓，莫不私语妄议者，则以正军之单寡，而将帅之不得其人也。如此等类不可悉数，姑举其大略言之，则开禧之事可以深鉴矣。澶渊之役，人知其必胜；燕山之议，人知其必败。稽之往事，考之人谋，观天时而察变异，明如契券。更化以来，馀习未殄，凡所以治内事外之具少所商搉，而徒畏敌人之骤至，幸敌寇之少退。不知国家血气已汗下于开禧之日，而疾疢未除，复汗下于三年之间。兵日以困，财日以匮，士大夫日不任事，而百姓日有怨言。不开心见诚，不改弦易辙，不尽悟前失，不痛扫宿弊，犹欲阴转而密移之，必有不及事之悔矣。盗贼将起，水旱将作，兵连祸结，将不可支。假使尽却敌寇，不留一骑，秋高必至，不可以罢戍守。假使宿亳归疆，唐邓听命，粮运益急，不可以宽力役。以至尽取汴洛，传檄齐鲁，举河南之地悉上版图，则守河之计又有不可胜言者。不思考古道不刊之说，而徒权轻重于北骑进退之间，善谋国者不当如此。某本区区书生，屡蒙朝廷器使，得转方面。廪稍已多，无所补报，当时事如此，乃以衰病疲苶，又当求去。有怀不尽，实所未安。心志凋丧，文理冗谬。平生所闻，概见于此。若其他小小节目，未暇尽举。伏惟察其情而赦其愚，幸甚幸甚。

耕自儿时侍先君旴江官舍，郡斋修刊礼乐书，先君实董其事，与益国周公、诚斋杨先生书问往来，订正讹舛甚悉。暇日因与言曰：吾家先拙斋《书解》今传于世者，自《洛诰》以后皆讹。盖是书初成，门人东莱吕祖谦伯恭取其全本以归，诸生传录，十无二三，书坊急于锓梓，不复参订，讹以传讹，非一日矣。先君犹记乡曲故家，及尝从先拙斋游者，录得全文。及归，方寻访未获，不幸此志莫偿。耕早孤，稍知读书，则日夕在念虑间。汩汩科举业，由乡选入太学，跋涉困苦，如是者三十馀年。淳祐辛丑，侥倖末第，闲居需次，得理故书，日与抑斋今观文陈公、虚斋今文昌赵公参考讲求，抠趋请益。抑斋出示北山先生手迹，具言居官婺女日，从东莱先生学。东莱言：吾少侍亲官于闽，从林少颖先生学。且具知先拙斋授书之由。时抑斋方阅《六经疏义》，尤加意于林、吕之学，虚斋亦仿朱文公辩孔安国书著本旨，耕得互相诘难其间，凡诸家讲解，搜访无遗。一日友人陈元凤仪叔携《书说拾遗》一集示余，蠹蚀其表，蝇头细书，云得之宇文故家。盖宇文之先曾从拙斋学，亲传之稿也。其集从《康诰》至《君陈》，此后又无之。遂以锓本参较，《康诰》、《酒诰》、《梓材》、《召诰》皆同锓本，自《洛诰》至《君陈》与锓本异，其详倍之。至是益信书坊之本误矣，当令儿辈作大字本誊出，以元集归之，然犹未有他本可以参订也。又一朋友云，建安书坊余氏数年前新刊一本，谓之《三山林少颖先生尚书全解》，此集盖得其真。刊成仅数月而书坊火，今板本不存矣。余亦未之信，因遍索诸鬻书者。乙巳仲春，一老丈鹑衣衔袖，踉蹡入门，喜甚，揖余而言曰：吾为君求得青毡矣。开视，果新板以《尚书全解》标题，书坊果建安余氏，即倍其价以鬻之。以所誊本参较，自《洛诰》至《君陈》及《顾命》以后至卷终皆真本，向者麻沙之本自《洛诰》以后果伪矣。朋友转相借观，以为得所未见。既而耕暂摄乡校学录，叶君真里之耆儒，尝从勉斋游，其先世亦从拙斋学，与东莱同时，又出家藏写本林李二先生《书解》及《诗说》相示，较之首尾并同，盖得此本而益有證验矣。嗟夫！此书先拙斋初著之时，每日诵正经，自首至尾一遍，虽有他务不辍，贯穿诸家，旁搜远绍，会而稡之，该括详尽，不应于《洛诰》以后详略如出二手。今以诸本参较，真赝晓然，信而有證，可以传而无疑矣。《书解》自麻沙初刻，继而婺女及蜀中皆有本，然承袭舛讹、竟莫能辨。柯山夏氏解多引林氏说，自《洛诰》以后则略之，仅有一二语，亦从旧本，往往传讹。东莱解只于《禹贡》引林三山数段，他未之详。东莱非隐其师之说，盖拙斋已解者，东莱不复解而唯条畅其义。嗟夫！《书》自安国而后，不知其几家，我先拙斋裒集该括，自壮及耄，用心如此之勤，用力如此之深，始克成书，而传袭谬误，后学无从考證。我先君家庭授受，中更散亡，极意搜访，竟无从得。耕恪遵先志，又三十馀年，旁询博问，且疑且信。及得宇文私录，又得余氏新刊《全解》，又得叶学录家藏写本，稽验新故，订正真赝，参合旧闻，而后释然以无疑，确然而始定。然则著书传后，岂易云乎哉！耕既喜先拙斋之书获全，又喜先君县丞之志始遂，顾小子何力之有，抑天不欲废坠斯文，故久郁而获伸与！不然，何壁藏、汲冢之复出也？淳祐丁未之岁，石鼓冷厅，事力甚微，学廪粗给，当路诸公不赐鄙夷，捐金拨田，悉有所助。三年之间，补葺经创，石鼓两学，轮奂鼎新，书版旧帙，缺者复全。于是慨然而思曰：我先君未偿之志，孰有切于此者，吾先世未全之书，岂容缓于此者，实为子孙之责也。乃会书院新租岁入之积，因郡庠宪台拨镪之羡，撙学厅清俸公给之馀，计日命工，以此全书亟锓诸梓。字稍加大，匠必用良，版以千计，字以五十万计，釐为四十卷。始于己酉之孟冬，迨明年夏五月而毕。是书之传也，亦难矣哉，亦岂苟然哉！旧本多讹，耕偕次儿骏伯重加点校，凡是正七千馀字，今为善本，庶有补于后学。淳祐庚戌夏五，嗣孝孙迪功郎、衡州州学教授兼石鼓书院山长耕谨书。

某窃见科举之弊，莫甚于牒试。而牒试之弊，莫甚于作伪。盖解额之有广狭，士子之有众寡。广而寡者固已安其分，则狭而众者必思所以为之计。朝廷以承平日久，士子日盛，设为牒试之法，宽其进取之门。末节细故，未暇深察。于是改乡里以就他人之贯，改三族以认他人之亲，甚者改其父祖，改其姓氏。若得若失，尚未可知，而欺君之迹，已昭昭不可掩矣。今国子监牒试，其弊尚少。某不知其本末，未敢遽议。惟是漕试之弊，积习既久，士大夫互相欺诈，恬不为怪。败坏士子心术，莫甚于此。盖尝反其本而思之，立法之初，其意甚悉。户贯之必欲土著，保结之必用三姓，虑其居乡之无行也，虑其家世之当锢也，虑其科举之有殿罚也，虑其期以上亲之有丧服也。今乃欲改其户贯，改其亲戚，改其父祖，改其姓氏，任意所欲，不定员数。时举摘一二尤者而惩戒之，于事无补。律以科举之法，无一可者，则改而更张之，不可缓也。好事者深知其不便，求其说而不得，欲增解额则难立限制，欲均解额则侵及他郡。欲废漕额以益诸郡，不特旧额不等，极费区处，而所部之亲戚故旧，有决不可不避者。变旧法以起争端，终不可久，无已，则有一焉。在内有职事官，朝廷之所选用也。在外有监司帅守，朝廷之所责任也。大郡之有通判，小郡之有签判，转运司之有主管文字，诸路之有川广福建，又远地之多士子处也。与其诈伪避亲而使之冒试，孰若严其保任而许其牒试？随其官职，分其等差，若监司帅守可举十人，中下郡可举七八人，通判可举五人，主管文字与签判可举三人，川广福建不在此位者，不过一二人，职事官之牒门客者当如其旧。其以川广福建牒者，郎官以上不得过下郡之数，寺监丞以下不得过通判之数。明载之于宪章，密参之以法令，曰此某人者，乃某之子若弟也，某之亲若故也。或曰虽非某之子弟，某之亲故，而某前知其为人也。其居乡无失行也，其家世非逆恶也，其场屋无殿举也，其亲属无丧服也。后有异同，甘朝典不辞也。如是而行之，与今时牒试之法无以大相过。不增发解，不拂人情，而解额之狭处与士子之众处，受其利如前日也。但前之为法不许其保任而容其诈伪，后之为法不容其诈伪而许其保任，其利害相去何如哉！然州县官之牒本路可以稽考，而监司帅守之牒邻路容有泛滥。且如两浙路与江东、福建为邻，而又与淮东为邻；湖北一路与湖南、江西为邻，而又与淮西、京西、夔路为邻。若只许一处则地里有不便，或分之数路则涣散而无统。须合与之关防，立为限制，应监司帅守牒过员数，并限七月三十日已前具申礼部。礼部总其名数，并限九月三十日具申都省，备牒御史台、谏院，则其弊可革矣。至如四川解试，日分不同，又须比附日限，别作区处。但今岁科举在近，难以骤变旧规，亦不敢以鄙陋愚见，以为尽天下士子之情。欲望高明奏请此说，付礼部监学熟议之，与众人图维之。如或可行，以备戊子岁漕试科举之用，恐于名教亦有万一之补。不胜大愿，伏乞钧照。